⑧相反，在一个以逻辑演绎为基础的概念性体系中，因体系的全面封闭性，并无吸纳刑事政策的余地。
我认为，我国也应制定《吹哨人保护法》。既然宪法对紧急状态作出了规定，相应的，立法机关就有相应的立法义务。
二是我国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先例，通常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看得比较严重。南都：防疫期间一些地区采取了断路等极端方式备受舆论关注，怎么看待类似行为？ 胡锦光：防疫期间，部分地区采取挖路断路、封村、封门、砸麻将机、对持有武汉或者湖北身份证者一律隔离、对不服从管理者游街示众等措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必须扩大政府的权力，赋予政府以平时状态下不具有的特殊权力。南都：这也是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我国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原因？ 胡锦光：疫情蔓延后多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国始终没有宣布，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例如，不得集会、游行、示威，不得罢工，财产权、人身自由要受到限制，需要宵禁等等。
采访对象：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治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锦光教授。在紧急状态中，必须区分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严重程度，分别采取不同的紧急措施。民法规范本现的具体价值，则是市民社会自身的产物。
宪法权利中的自由平等价值也有特定含义，不能平移至民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所有法益都可能受到侵害，故需设定多样的民事权利，这使民法给人体贴入微的印象，孟德斯鸠就曾说，民法有犹如慈母的眼睛[23]。宪法权利又称基本权利，其之所以‘基本，在于它们创造了一个规制权力但不对之施加实体性限制的社会过程。[28]一人的言论可能伤及他人的名誉，这种冲突必须进行利益衡量，而无需各自寻找宪法渊源以增强语气，否则徒增困惑和争议。
政策性问题存在随情势变迁的空间，客观上需要进行特别立法。[12]West Virginia State Bor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319 U.S.624(1943). [13]Peter E.Quint,Free Speech and Private Law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Theory,Maryland and Law Review 48(1989),p.342. [14]德国法学家卡纳里斯（Claus-Wilhelm Canaris）认为，对于宪法是否具有私人效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私法主体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像国家和公民之间那样的‘权力差距，只有国家拥有诸如颁布规范、行政行为或者刑罚这样的强制手段，而私法主体只是相互间权利平等的主体[德]克劳斯-威尔海姆·卡纳里斯：《基本权利与私法》，曾韬译，《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一般的情形是，国家反而要在保护生命免受他人侵害中实现社会管理的责任并以此保持自己的权威。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美国，其一些州宪法（如加州宪法）亦不乏调整私法关系的权利条款，但宪法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总体上是有效的。借用一个假设的情形：政府要关闭某个公园，理由是需要对之重新维护，一个人就不能因为他恰好每周都要在公园演讲而声称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关闭公园不会产生宪法问题，尽管他的言论自由确实受到了限制。一个人在公共道路上游行示威属于他的自由，但他不能在私人住宅前这样做。
例如，宪法规定的任何……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国家机关有法定强制力自无疑义，但如何判定个人的强制？那种柔性的、心理的强制，如丈夫要求妻子、父母要求子女信奉某种宗教，是否也在被禁止之列？为探求其含义而对它所做的解释，恐怕也只能是解释者的想象，因为宪法不太可能为这类具体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一为效力理由，与具体化说的形式理由针锋相对。这个前提并不成立，由于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防备的侵害风险来源不同，它们的内容并不同质。晚近的美国宪法实践中，只要私主体的行为符合政府职能（government function)政府卷入（government involvement)政府支持（government encouragement)等标准之一，[10]法院即可视之为国家行为而使其受到宪法约束。
[9]《魏玛宪法》第118条规定：德国人民在法律限制内有用言语、文字、印刷、图书或其他方法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并不得因劳动或雇佣关系剥夺其此种权利第159条规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笔者也期待这一讨论能够为促进民法典人格权编立法的科学性提供有益的思考。
总之，在不存在政府压制的场合，就不存在宪法权利。当面临具体争议时，这一理解有助于廓清其与私法意义上的表达行为之间的关系。
宪法不是德尔非神庙，它不能预见在私人关系中可能存在的人格侵害的种类和样态，如果要依据宪法解释出具体的人格权内容，那也纯粹是解释者的想象。[24] 也正因此，许多民事权利并没有宪法渊源。例如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3]这一观点可以说对具体化说中的实质理由构成挑战。也有学者结合技术规范层面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最后，如果宪法不存在相关规范，那么所要求诸的宪法的精神就可能变成能够容纳对立解释的空洞之物。
不假托宪法之名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会造成无谓的辩护梯度上升（德沃金语）和基本权利冲突。在这一部分，笔者拟阐明这一原理。
民法为防备私人侵害而设定的权利不应该、不必要、不可能为宪法权利所覆盖。二战后生命权在少数宪法中才开始出现，如德国《基本法》第2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有的宪法似乎可以推定出生命权，例如美国和菲律宾宪法有类似的措辞：非经正当程序，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不受剥夺。
3.宪法规范自身具有概括、抽象、无具体规范性的特征，需要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化。同时，国家权力对于个人而言具有不可逃避性(inevitability)，这是国家权力的标志性特征[15]。
（选举）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提升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其价值是集体性的[34]，这一目的与宪法的组织性条款异曲同工，即它与国家权力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实为国家权力正常行使的内在条件。民事权利和宪法权利的区别亦然，二者面临的侵害风险来源、大小不同，防御强度也就有所区别。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权利，如辩护权、质证权、禁止双重危险等重要的宪法权利，看起来仅有利于个人的人身利益，实则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拥有这些权利并不能保证个人最终免受惩罚，而是确保公共权力良好品质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宪法中，由于规范国家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且宪法的组织性条款会做出严密规范，而基本权利只是限制国家权力边界的辅助方式，相比而言并非不可或缺。
[22]Laura Valentini,"In What Sense Are Human Rights Political?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ume 60, Issue 1, 9 Nov. 2011. [2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80页。[18]汉斯·纽文惠斯（Hans Nieuwenhuis）也指出：国家干涉其公民私生活的方式与所允许的私人干涉私生活的方式具有重大不同……当在私法争议中借用基本权利功能的适当分量时，简单地将适用于垂直关系（公共机构一公民）的推理方法移入有关水平关系（公民一公民）的争议中去并不是非常有益的。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38]人格对于个人当然不可剥夺、不可放弃、不可继承，而且人格也是公共治理的需要——社会要?姓名、肖像等人格要素来区分个人，这些特点使得人格权区别于财产权。
除上述三种情形之外，尚有对传统的国家行为（state action doctrine)原则扩张适用的做法。行使宪法权利也属于不能放弃、不能转让的公民责任，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宣称：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责任。
因此，言论自由因其公共重要性、稀缺性、脆弱性而成为各国宪法着力保护的对象，而民法只能从市民社会内部生发和成长，且主要由形形色色的习惯法演变而成。笔者认为，这一担忧在我国可能尤为明显。姚辉：《关于人格权性质的再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注释: [1][27]马俊驹：《我国人格权基础理论与立法建构的再思考》，《晋阳学刊》2014年第2期。
宪法权利则旨在保护个人免于国家的侵害，所以必须有较强的刚性特征，其不能为多数人的利益所压制。它们是基本的，是因为除非摧毁一个政体的自治特征，它们的实施不会被缩减[33]。
这三个理由可以分别概括为形式理由、实质理由和技术理由。本文拟从调整对象、规范强度、权利内容、权利目的这四个最具规范性的方面，探究两者的不同，以使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的边界变得清晰。
每一种情形都值得做认真的辨析，但限于本文的论题和篇幅，这里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认为这类基本权利只是消极地防备国家的侵害，就把基本权利当成个人利益来保护，忽略了它的公共性和对现代国家的构成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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